卢苇（——）,男,原名卢振邦,字本初。祖籍广东陆丰大塘，
年10月生于英属马来亚吉打州鲁乃埠一个华侨家庭。年,在马来亚槟城埠中华中学读书时,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
从事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年,日军攻占马来亚后,继续进行地下抗日宣传工作。年回祖国,先后在柳州任《阵中日报》外勤记者、重庆北碚乡村建设学院职员。年转赴香港任南国书店经理。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香港中共地下党青年委员会属下的党的中心支部书记。年春,在香港参加华南文化工作团(简称华南文工团)具体的筹建工作。年7月,华南文工团正式宣告成立,被任命为秘书主任。是年10月,华南文工团进入广州,被任命为华南文工团副团长。年,被调到新成立的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化局。从此一直在该局工作至年离休。期间先后任秘书科长、副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副局长等职务。
卢苇离休后被选为文化局机关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是局机关党委委员,并受文化局局长委托,任电影《新方世玉》监制。年,局党委选派卢苇牵
头组建广州市文化局离退休活动中心,任筹建组长。
卢苇是中共广州市第六届代表大会代表。年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广东省“老有所为”奖并被评为广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年被评为广州市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走上革命之路
卢苇
我的父亲卢马专,母亲卢林氏,是广东陆丰县的贫苦农民。父亲少年时因家境困苦,被“卖猪仔”(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拐掳华工赴南洋、美洲等地转卖,谓之“卖猪仔”)到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做苦工。开始在庄园种烟草,后来有位同乡积蓄了一些钱,买了当地一个橡胶园,聘请我父亲去当管家,从此我们家境有了好转,并有所积蓄,遂迁到英属殖民地吉打州马坑镇开一间杂货店,生意逐渐兴旺,家庭开始富裕起来,并买了两部车子搞运输。可惜这个时候父亲染上鸦片烟瘾,家境由旺而衰,甚至要靠借高利贷维持,最终导致企业破产。父亲再次沦为“苦力”(指报酬少而艰难的力量活动),开荒种木薯,因劳累过度,50多岁就去世了。
我于年10月在马来亚吉打州鲁乃埠出生,原名卢振邦,字本初。约七岁开始读小学,家境破落后,就只能边读书边做工。我十多岁开始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姐姐和堂妹帮助家庭开荒种地养猪,早晨天没亮就上山割草,晚上到各家各户收取剩菜剩饭作猪饲料。当时年纪轻,虽然苦也不感觉累。妈妈则出外打工支持我读书,因劳累过度也过早去世了。
双亲去世后,是五叔卢妈利提携我们度过童年,一家人靠种菜养猪维持生计。鲁乃镇小学的校长和教师都是从国内去的华人,他们思想进步,经常介绍学生读进步书籍,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思想的。
不久,我姐姐嫁到槟城美湖镇一户渔民家庭当媳妇,生活比较宽裕和稳定,我也就转到槟城中华中学读初中。初二时我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经常上街贴抗日传单,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但该校校长对学生的抗日行动不但不支持,反而贪污学校师生捐献的抗日救济款。“学抗”发动学生罢课,校长被迫交出账目。在账目拿到救济会对账后,证实校长贪污,学校师生强烈要求他退款和辞职。但校长不但不答应,反而把组织和参加这次活动的学生积极分子开除出校,这就激起全校师生的更大义愤,于是全校实行罢课抗议,要求校长承认错误,撤回开除学生的决定。学校这次大规模的爱国行动,得到全槟城爱国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赞扬,最后迫使学校当局不得不就范。这次斗争取得完全胜利。鉴于我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继续留在校工作有一定困难,于是“学抗”决定调我到码头工会工作,归工人抗敌后援会(简称工抗)领导。“工抗”也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我到码头工会后,就组织码头工人学文化,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不久,资本家串同码头把头准备压低工人的工资,引起码头工人极大愤慨。“工抗”组织工人代表与资方谈判,但资方不让步,我们就组织工人罢工,使整个码头瘫痪,变成死港。资本家着急了,就请当地侨领庄明理先生出面斡旋,经多次调解,资本家不敢再提降工资之事,并答应满足工人的一些合理要求。罢工获得全面胜利,“工抗”在工人中威信更高了。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面对日军对马来亚的进攻,英军节节败退,不久即全境沦陷随即日军开始大肆逮捕当地抗日积极分子,我也被列入黑名单之中。我有位高年级的同学曾在英政府警察局工作,他得知这一情报后,连夜通知我,于是我与当地两位青年朋友连夜离开马来亚,逃到马泰边境一个小镇的同学家里暂避。待日军的管制稍有放松后,我在朋友的帮助下,筹了些路费,跟随一位走私商人经泰国曼谷步行至越南边界芒街,商人给了越南伪军一些黑钱,我们就顺利地过关进入广西东兴镇,从此回到了心驰神往已久的祖国怀抱。
年,我从南宁到了柳州。柳州是张发奎领导的国民党军第四战区的驻扎地,是战时西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我到柳州后,先在国民政府办的华侨通讯处当文书。在此期间,我认识了《柳州日报》记者胡清涛,他也是从马来亚回国的爱国青年,大家谈话很投缘,成了好朋友。不久第四战区创办《阵中日报》,我被聘为外勤记者,该报的采访主任周沙鏖(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和关心。不久,日军开始进攻桂林和柳州,每天都派飞机来狂轰滥炸,当时我租住在报社附近的学校宿舍。有天晚上采访后,我在报社赶写稿子,没有回宿舍住。正是这天晚上,日机把整间学校和宿舍都炸成了废墟,我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不久,国民党军队从柳州大撤退,我也就随着撤退大军撤退至贵阳。当时,中共党员剧作家田汉同志正好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在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下工作。他到贵阳后,向当地政府要了几部车接送逃难的文化人去重庆。具体负责此事的正是《阵中日报》的采访主任我的顶头上司周沙鏖,他帮我弄到了一张乘车证,于是我便也乘文化人专车顺利到达重庆。
在赴重庆途中我认识了符荣业、朱光伟夫妇,他们是国民党开明人士朱学范创办的劳动协会所属的桂林劳工学校教师,到重庆后他夫妇被分配到重庆郊区北碚一家布厂当夜校教员,因为朱光伟要分娩,符荣业便请示劳动协会,同意由我到布厂当代课教师。有一天,劳动协会负责劳工教育工作的刘天行到北碚布厂检查工作。刘天行是广东地下党党员,广东党组织被破坏后,他们夫妇俩逃难到桂林,日军进攻桂林时,他们夫妇从桂林逃难到重庆,到重庆后他们由朋友介绍到由美籍华人晏阳初办的乡村建设学院工作。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便介绍我到乡村建设学院当职员。
我在柳州时认识一位在柳州中学教书的邱姓老师,他是地下党员,教书之余,在一家剧院门前开了一个书摊,专卖进步书籍,我常去买书和买《群众》杂志,所以与他逐渐熟悉起来,他知道我要去重庆,主动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要我到重庆《新华日报》找一位他的好朋友。联系上后,这位朋友介绍复旦大学的两位学生与我联络(抗战时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北碚)。我把拟去乡村学院工作的意向请示他们,他们也很同意,并介绍了原在乡村建设学院读书的两位学生给我认识,要求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在学院做学生工作并推荐进步书刊、组织读书会、出黑板报等宣传反对内战和争取民主的思想。乡村学院不少老师是爱国的进步人士,我们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而稳妥地开展学生工作,经常组织读书会,
扩大影响,并发展组织,先后发展了吕坪、甘光余等人为组员。
年,国民党军警特务实施镇压并杀害了著名爱国教授闻一多先生,昆明西南联大师生举行盛大游行示威。而著名爱国教授闻一多先生被害,也引起了全国各大学师生的愤怒,纷纷举行抗议游行和罢课等活动。我们乡村建设学院也举行了罢课和开追悼会。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年6月1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乡村学院师生宿舍,按黑名单逮捕了刘天行、徐坚和我在内的20多名教员以及30多名学生。学院师生组织营救会,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被捕师生和职员,学院也出面交涉。由于乡村学院是美籍华人兴办的,有美国背景,国民党不敢得罪美国人,经过多次交涉终于把我们先后放了出来但要继续在学院做学生工作就有很大困难。因此何去何从便成为问题。从广东去重庆的刘天行夫妇认为应回广东,作为广东人的我回广东工作可能会更便利一些,我们小组的吕坪、吕斐然等人也同意我跟刘天行等人回广东。正好学院要派人到重庆替图书馆买书,于是我们便向学院申请由刘天行夫妇、徐坚教授和我去重庆办理此事。经院方同意,我们便于年中离开学院去重庆,然后乘船去长沙,在长沙改乘火车去广州,在广州我们不敢停留,即转港九火车抵达香港。刘天行夫妇在香港达德学院找到了地下党的领导人,很快为他们夫妇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介绍到香江中学教书。他们很了解我在重庆的表现,把我也介绍到香江中学。由于我没有正式的教师职业资格,只能做代课工作。不久,在香港华商报当记者的司徒坚夫妇和从重庆回到香港的王蔚然等人正筹备在九龙开一家卖进步书籍的书店,而他们都有其他工作不能兼顾书店的日常业务,因此,王蔚然出面请我到书店当经理,主持日常业务。书店定名为南国书店,在九龙租了一间小铺面,除专卖进步书刊外,地下文联办的进修图书馆也设在店内。为了维持店内工作人员的生活,还开
设了生活油印社,专门为进步社团油印传单和文件,替电影制片厂印剧本。年由刘天行和俞小曼介绍我在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监誓人是陆艾斯(后改名为陆文)。
南国书店实际上是中共港澳工委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的秘密联络中心点。地下党青委把许多进步社团如中原剧社、秋风歌咏团的党员交由我负责联系。随后青委决定成立一个党的中心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叶友秋任组织委员,许戈阳任宣传委员。从此,党对各进步社团的领导更加强了。但也因此而引起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书店门前经常有便衣警察盯梢跟踪购书人,这对书店的营业影响很大,经济有些困难,油印社就成为书店的主要收入。我向当时负责领导书店的青委领导人梁克寒反映了情况,他向华南分局秘书长饶彰风汇报,饶彰风指示新民主出版社吴仲社长,今后南国书店进书可先供货后付款,这就解决了南国书店的一大困难。
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为了迎接广东解放并接管国民党政权机构,培养和准备干部,华南分局决定在香港筹组一支文化队伍一一华南文化工作团。我被指派参加筹组工作。初期文工团由在南洋巡回演出回到香港的中艺剧社和长期在香港坚持进步戏剧运动的中原剧社,并从进步青年社团中抽调部分骨干共一百多人组成,随时准备开赴粤东解放区。年5月,这一百多人从香
港分批潜回到大鹏湾王姆圩,与分局机关的领导道行军到粤潮汕和梅县大埔等地。到梅县后,遵照华南分局的指示,7月7日,正式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文化工作团成立。由丁波任团长,李门任政委,郑达任副政委,梁克寒任副团长,文工团共分四个分团队,团部设在大埔百候队队长史进随团部在百候,二队由梁克寒带队去江西彰州迎接大军南下,三队由许南明任队长,徐疾任教导员,四队由许戈阳任队长,林宗熹任教导员到潮汕一带开展工作。各团队都由当地武装部队领导。不久广东全境解放。
年7月华南文工团正式成立时,我被任命为该团秘书主任,广州解放后,任华南文工团副团长。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文化局,我被调到该局工作,先后任局秘书科长、副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副局长、局党委委员等职,年在文化局离休。
————文章选自卢苇《我的人生足迹》中的《走上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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