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场大名鼎鼎——斯坦福监狱实验正在开展，这场试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对于人性天真的看法。
试验过程如下：24个大学男学生（无入监经历，不吸毒，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作为酬劳一天15美元，这些人被随机分为“囚犯”和“狱警”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
刚开始，狱警们仅仅是语言暴力羞辱囚犯，例如嘲笑他们生殖器的长度；仅仅一天过后，就演化为了体罚。为反抗体罚，囚犯们多在监狱内拒绝出门，而狱警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禁止他们外出上厕所，带头反抗者被关进了“黑洞”——也就是禁闭的黑牢。
第三天，又有一位严重歇斯底里症状的囚犯被迫退出；等到了第四天已经是“哀鸿遍野，怨声连连”，狱警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号囚犯暴怒反抗狱警，随即收到更大的报复和折磨；号囚犯开始用绝食反抗；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当狱警强迫两名囚犯模仿动物交配的时候，震惊的教授宣布停止了这项实验——比预先确定的结束日期早了9天之久，也就是说整个实验只完成了不到计划的三分之一。
实验前有如“白纸”的学生，为什么赋予了“狱警”这一身份之后就会变得如此暴戾、野蛮、滥用权力？因为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警察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
为什么优秀的美国女兵会对伊拉克战俘做出虐囚的性游戏？为什么护士明知医生处方超剂量，却仍遵从指示开药？为什么上司只是暗示和默许，属下却惟命是从和变本加厉？在日常生活中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下，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从而堕落成魔鬼撒旦。善恶的界限在哪里，人性的脆弱超乎你的想象！
最后教授得出了他的结论：在一定的情境下，传统意义下的“好人”也会犯下野蛮的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是根存于每个人内心中的魔鬼。
OK，我们再看看文革是如何发生的？究竟该如何反思文革？——水木然
《文革：释放恶魔》
作者：赵皓阳（有删减）
我们不禁联想到，在那一场政治运动中，一部分人获得了“伸张正义”、“保卫革命”的绝对正面角色，而另一部分人则被描述成了“走资派”、“敌对分子”，整个中华大地在这样的“情境力量”和“角色扮演”下变成了千千万万个斯坦福监狱。
一位前辈的舅舅，是正儿八经第一批红卫兵，我来讲讲他的故事。当年参加红卫兵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怀着无上的光荣和荣誉感，是想做有益的、好的、保卫革命果实的事情，比如一开始上街破四旧，人家里有个宣德年间的香炉，红卫兵们“啪”就把这砸了，这是封建残余要消除；但是砸了之后掉出来这家存的压箱底的钱，红卫兵们客客气气的就把钱还给人家——这是你们的生产生活资料，炉子砸了，钱还得给你们。
但是，到了后来，就发现哎我砸了炉子没事，那我要是抢了他们家的钱呢？看见个莱卡相机稀罕玩意，虽然不算四旧，但是我人多势众代表正义，拿走又能怎样呢？看看斯坦福的学生在监狱实验里的表现，你不能指望当年文革中十八九岁的红卫兵们有多少的自制力吧。再往后，我打一打人可以的吧，反正他们都是革命的对象、都是坏人啊；我烧了他们家的书籍、手稿没问题吧，反革命的东西有什么好的呢……于是整个事态离人类文明的社会越来越远，变成了群体兽性的恣意倾泻，曾经拿着“最高领袖”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的年轻人，当领袖再度要求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时候已经置若罔闻了——释放的恶魔已经不受控制了。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文革中激进群众们行为的种种特点：第一步，先扣帽子、划队伍，把自己归为正义方（为了革命），把对方划为邪恶方（随便揪点人出来吧，总得有反革命吧）；就像斯坦福实验里狱警说的那样：他们是坏人，我们对坏人做什么都是正义的。我们看现在网上的互喷，无论是“X粉”“X蜜”还是“公知”“小粉红”，一定要给对方先扣上个“帽子”、划一个“派别”，大致逻辑就是这样：你看你说这种话，你一定就是“公知”/“小粉红”了，你看这个公知造谣了，你看这个小粉红又说什么蠢话了——所以公知们都是谣棍、小粉红们都是脑残——所以公知/小粉红要死全家——所以你是公知/小粉红，你也要死全家。
第二步，对邪恶方展开正义的批判，可能只是限于言语暴力、轻度体罚（监狱实验、“韵律0”实验中的初级阶段）；
第三步，当自诩正义的一方，发现自己逐渐过分的行为并不会有任何惩罚，于是心里的兽性愈发激荡喷薄，逐渐演变成了暴力、囚禁、虐待、人格侮辱等人神共愤的行为；最终，野蛮的破坏、大规模的武斗、草菅人命，很多人已经与战争中犯下粗暴罪行的野兽们并无二样了。
文革结束了，但是文革的土壤从未被消除，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恶魔。就现在网络语境下，“文革余孽”这个词也已经成为了扣帽子、划界线、把对方搞臭搞烂的手段了，跟当年红卫兵动不动就说人“反革命”是一个道理，
水木然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开放，中国出现了一群这样的网民，他们或许只是为了在网上发泄一下情绪，或盲目从众，或信口雌黄，就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群起而攻之，群众的力量是可怕的，舆论被他们主导，是非被他们颠倒。随只而来的就是秩序的混乱、衍生出各种丑恶的现象。
然而到了彻查整个事件的时候，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找到，因为每个人都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却是理所应当，最终不了了之。
看现在网上，舆论汹汹，譬如前一阵的马蓉和王宝强、郭德纲和曹云金，是不是感觉当一种声音成为了统治观点之后，其他声音就再也难以发出来了，但凡有些“异见观点”，还不一定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只是没能完全迎合主流观点，马上就会受到相当多的、带有恶意的攻击。如果说这是舆论在维护正义、替天行道，那么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舆论犯错了怎么办呢？广东陆丰高中女生安琪被怀疑偷窃服装，服装店主将她的照片发布到网上，随后安琪遭到人肉搜索，个人隐私信息被曝光。女孩不堪压力自杀身亡。最后警察证明，事实上这个女孩并没有偷衣服。
年，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出版专著《乌合之众》，代表着心理学一个分支——群体心理学正式成立。一句话概括这本书——人民是蠢的、盲目的、低智商的。
勒庞认为，人一旦进入了群体，他的性质就会发生了变化，他就不再是一个“人”了，而变成了一个“群体中的人”。“群体中的人”的人有两个特点：首先是个人个性的消失；其次是他们的情感与思想都在用什么方法治白癜风好北京中科医院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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